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柳鸣九:我在桥上忙碌一生,靠的是蚂蚁啃骨头的精神
来源:人民日报  发布时间:2020-07-17 16:54:02


        作为一名中西文化交流桥上的搬运工,我在桥上忙碌一生,靠的是蚂蚁啃骨头的精神。

  记得我小时候,常常蹲着看地上忙忙碌碌的蚂蚁,一看就是大半个小时。我看到的蚂蚁都是急急忙忙,跑个不停,到处找吃的。而蚂蚁找到块头比较大一点的食物时,那股拼死拼活奋力搬运的劲头实在令人印象深刻。蚂蚁虽小,能把骨头啃下来,靠的就是它的执着与勤奋。

  学海无涯,任何一门学问都是如此。我从事的学科是法国思想文化,它在整个西学中占有非常重要的比重和地位。在这里,有深沉的理想主义气质、有充满独特个性的艺术创造,足以使我流连忘返。这既是专业的魅力,也是对投入者贡献自我的要求与压力。

  对这样一个学科专业,我以自己的中等资质不敢懈怠,不能不献出自己全部精力与时间。不过,投入的同时,我怀着热情与愉悦。如果有所收获、有所拓展进而对学科有所助益、对大众有所启迪,其乐更大矣!具体到文学史、文化史研究,首先要知晓、掌握有关研究对象的大量素材。比如文学史中重要的文学事件、文学思潮和流派、重要作家作品,还有当时的历史、经济、社会、思想文化背景,都需要把握。通过学习获得学问,是第一个阶段。接下来,要对大量客观材料进行研判,有自己的视角和见解。“识”有高下之分,甚至正确与谬误之别。最后,进入运用层面,把自己掌握的课题情况和研识的结论表述得好,把外国的东西加以本土化,结合当前社会的需要阐述得更好、运用得更好。

  巴尔扎克曾把自己称为“苦役”,罗丹的《思想者》也是如此。我在工作中尽可能从难从重,以求产品扎实,切忌避重就轻,虚而不实。对“搭顺风车署名”等不劳而获的“美事”,宜慎戒之,要求自己保持劳动者本色。我主持多卷本书系的编译工作时总要亲自动手,编选一卷或翻译出一卷作为“标本”,至少要提供新颖的编选视角、有思想闪光点且分量扎实的序言。有时丛书体量达到数十卷,也不会违背这一原则。比如“F.20丛书”囊括法国20世纪文学中几乎所有名家名作。我为丛书近70本书写译本序,一支秃笔写了约50万字。

  我除了要求自己不断劳作,还很注重“产出”尽可能带有创造含量,努力让自己的学术研究切实提出问题、解决问题。这一点,我深受何其芳同志的影响。我信从这一学理,当条件允许时力求身体力行,而且多少做出一些事情。比如重新评价萨特及存在主义、重新评价左拉及自然主义、科学评价西方20世纪文学等。它们曾产生较大的文化学术影响,被时间证明起到了积极作用。

  对于为文作评,我也力求有一点新意和创意,尽可能去陈言避套话。在知性上尽可能师法钱锺书、朱光潜、李健吾等前辈学人,纵不能穷历万卷书,总也要达到“及格”水平:言之有理,言之有据,行文时有一两个亮点、一两处深度。天生无“才思敏捷”助我,这样做虽不致有“苦吟”之窘迫,劳作的艰辛还是有一些的。但每写得一篇还过得去的文章,劳动之后的酣畅与愉悦就构成了一种乐趣。这是我生活中最珍视的乐趣。

  存在决定本质。“我思故我在”“我劳故我在”,这种存在方式带给我两书柜的劳绩,好比几根火柴棍绑在一起,多少有了一点硬度。这种存在方式也带给我简朴的生活习性、朴素的人生。活得实在、活得真实,在我看来是整个人生的真谛。我喜欢像罗丹的《思想者》那样,没有遮掩、没有装点,通过自己的文字,赤着膊臂面对这个世界。

  这一生不断劳作,我很高兴。回顾来时路,我做的事情不外乎推石上山。重要的不是结果,而是在不断推石的过程中,享受每一步进展带来的乐趣。但愿我所推动的石块,若干年过去,经过时光无情的磨损,还能留下一颗小石粒,甚至只留下一颗小沙粒。若能如此,也是最大的幸事。

  前者呼,后者应,人文领域从来都是一个积累的领域。就像莎士比亚并不能取代但丁,而是给人类文化积存增加财富。那么,就让我们继续为人类文明添砖加瓦吧!

  柳鸣九,生于1934年。中国社会科学院终身荣誉学部委员、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、中国法国文学研究会会长。出版《柳鸣九文集》(15卷)、《法国文学史》(三卷本)等著作、译作40余部,散文集《种自我的园子》《巴黎对话录》《友人对话录》,编选组译《萨特研究》《加缪全集》《法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资料丛刊》等,主编《盗火者文丛》(十卷本)、《本色文丛》等。